AI的“奥本海默时刻”
之前《卫报》一篇广为转载的文章（作者为Nick Robins-Early）写了AI的“奥本海默时刻”。
在城市巷战中，士兵们遭遇火箭弹袭击被困。一队携带炸药的自主无人机应声而来，进入建筑物搜索敌人并自行引爆，精准击杀目标。这一幕虽然来自以色列军火商Elbit Systems的广告，但类似的AI无人机正在真实战场上被广泛使用。
乌克兰军方已使用装有炸药的AI无人机攻击敌方目标，并袭击俄罗斯炼油厂。2024年，美国在叙利亚和也门也使用AI系统识别空袭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冲突初期用AI系统标记了多达37000名“疑似武装分子”。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赫尔松地区，俄罗斯无人机部队的一名士兵正在操作无人机。
专家指出，全球冲突加剧了AI武器的部署和实战测试，同时暴露出监管的严重缺失。尽管AI系统存在不可预测性和伦理争议，各国军队对这类技术的需求却在持续高涨，带动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AI军备竞赛，吸引了硅谷巨头和各国政府的关注。
许多军事专家形容当前局面为AI战争的“奥本海默时刻”，意指这是像二战原子弹开发那样的关键历史节点，可能重塑战争的未来。虽然AI技术爆发性发展始于近几年，但军事领域对自主武器的追求由来已久，只是过去不被公众关注。专家指出，“自主性”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机器完全独立行动，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如今，机器可以在很少甚至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复杂决策。
美国五角大楼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成群无人机作战系统。空军的目标是在五年内打造1000架AI战机组成的机群。国防部还资助神秘的“缪斯计划”，研发自动目标识别和监控技术。
军火公司也从中获利巨大。比如Anduril公司专注致命自主攻击无人机和战斗机，2024年向乌克兰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无人机，估值达125亿美元。Palantir公司则参与开发敌方目标识别AI，合同金额数亿美元。以色列Elbit Systems年收入约60亿美元，获得数十亿美元军方订单。
这些军事AI系统高度机密且缺乏透明度，独立监督几乎不可能。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双重黑箱”：既有算法的复杂和不透明，也有国家安全的严格保密，使公众无法得知这些系统是否安全、有效或符合伦理。例如，以色列某AI打击系统被指误判率高达10%，但军方仍依赖其作战。研究人员只能通过战场上残骸和间接数据推测系统功能。
军方和企业常提“人类在环”（human in the loop）概念，强调人类必须参与关键决策以保证伦理。但实际操作中，这往往被形式化甚至流于表面。许多AI攻击系统在事前获得批准后自动执行，真正的实时人类介入有限。专家警告，“人类在环”容易被误用，变成了自动化的借口。联合国和多国倡议呼吁禁止完全自主杀手机器人，要求确保始终有人类责任。但现实中，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禁令，认为自主武器可减少平民伤亡。
AI自主武器正快速进入军事系统，改变战争规则和人类角色，其潜在风险巨大，包括失控、误判、加剧战争升级等。专家警告，缺乏监管和透明度可能让这些系统在未来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公众、政府和国际社会需尽快制定规则，防止AI武器带来新的灾难。
近日据《卫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已与OpenAI签署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目的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这是OpenAI发起的“将AI技术服务于政府”的项目中，第一个与美国国防部达成的合作。根据该公司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OpenAI希望展示前沿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以及网络防御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改进空间。
去年年底，OpenAI还与国防技术初创公司Anduril Industries宣布达成合作，共同研发并部署用于安全任务的AI解决方案。根据两家公司发布的信息，此次合作将结合OpenAI的大模型能力与Anduril的军用技术平台，用于提升对抗空中无人机与其他“无人飞行系统”的防御能力。
近年来，美国科技巨头纷纷向军方推广其人工智能和安全工具，包括Meta（Facebook母公司）以及专注于国防技术的Palantir。Palantir由保守派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立，被认为在推动硅谷的“右倾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2025年4月14日，插图展示了Palantir的logo。Palantir 是一家美国公司，专注于大数据分析的软件平台。
最近的新闻还包括，美国陆军宣布成立201特遣队：高管创新军团，这是陆军预备役部队中的一个新单位，将招募科技高管担任军官。首批入伍者中包括Palantir首席技术官Shyam Sankar。《雅各宾》副主编Meagan Day在《雅各宾》上的文章认为，这代表了一种趋势，科技巨头们纷纷放弃进步姿态，加入争夺美国军事霸权的战斗。
Sankar在《自由新闻》（Free Press）上写道：“十年前，科技巨头公开支持美国军方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军方主动接纳商业精英也很反常——更别说专门设立一个军团来使用他们的技术才能。但如今，双方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Palantir是这个趋势的开路先锋。”
这段话也正说明了Palantir如何看待自己。自从911后由Alex Karp和Peter Thiel创办以来，这家大数据公司就坚定支持美国的全球军事主导地位。Karp表示，Palantir在硅谷一度被视为异类，几十年来饱受质疑，但最终成功改变了业界共识。他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我们曾非常有争议，但现在不同了——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更现实地说，如果你靠某样东西赚了很多钱，那它就一定有价值。我们通过羞辱对手并赚大钱来改变世界。这才是最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让敌人丢脸、变穷。”
他口中的“敌人”，正是那些曾经在硅谷高举“社会正义”大旗的人。2017年，谷歌曾中标美军的Project Maven项目，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作战。但由于员工和公众的强烈反对，谷歌最终退出。Palantir迅速接手，创始人Karp批评谷歌不敢沾战争的边，是“失败者心态”。
如今，硅谷开始转变：为了避免被看作“软弱”，一些科技公司甚至开始“炫耀恶行”（vice signaling），不再标榜道德立场，反而以支持军方、粗暴阳刚为荣。在“执行创新军团”新兵中，包括Meta的技术负责人——一个曾试图营造温和形象的公司，如今却在马克扎克伯格的带领下，转向强硬、激进甚至具有“男子气概”的风格。
这股风潮可以称为“Palantir效应”，其影响远不止改变Meta的公关策略。过去那些标榜社会正义的硅谷公司，现在纷纷向特朗普政府靠拢，并乐于接受外界批评，把这些批评当作“荣誉勋章”，证明自己不是“软弱的自由派”。对他们来说，倾听批评就意味着向所谓的“觉醒文化”低头，而Karp甚至将“觉醒文化”称为“Palantir、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威胁”。
科技界正在与特朗普政府、加密货币、格斗文化和军方融合。例如，特朗普近期举行的“军力大游行”的企业赞助名单就包括：Palantir、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数据巨头甲骨文、加密货币平台Coinbase，以及由格斗赛事UFC总裁Dana White创立的能量饮料品牌Phorm Energy（Dana White同时也是Meta董事会成员）。
在这些企业中，Palantir无疑是特朗普政府的宠儿。政府为其提供了大量合同，以至于民主党议员写信要求Palantir说明这些交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特别令人担忧的是，Palantir正试图响应特朗普的号召，建立一个集中管理全美公民信息的数据库，将现有分散在各个政府机构的信息整合成一份“统一档案”。
Palantir还参与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开发“ImmigrationOS”系统，用于追踪移民行动、实施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增加了Palantir在Project Maven项目上的资金投入，使其能更快推进AI军事化，包括开发无人机自动监控与目标识别技术。政府甚至还拨出1.74亿美元，让Palantir打造一款被称为“泰坦”（Titan）的战场情报系统，安装在大型卡车上，用于前线作战。
尽管Palantir长期涉足军事与政府系统，却鲜少受到公众深入审视。直到近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引发争议，Palantir的角色才开始受到更多质疑。据报道，公司为以色列提供AI分析工具，用于生成轰炸目标清单。据《纽约时报》，这些系统曾导致以色列军方轰炸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面对巴勒斯坦抗议者，Karp冷漠回应：“她觉得我是恶魔，而我觉得她是哈马斯操控的受害者。”
随着特朗普可能再次执政，Palantir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扩张：从美国本土监控系统，到海外战场杀伤判断，Palantir都被赋予关键角色。虽然这些发展引发不少担忧，但在华尔街，Palantir却被视为新宠。2025年，它成为年度表现最好的公司之一，股价在特朗普上台后飙涨140%。
Karp对那位巴勒斯坦抗议者的回应，并不是他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他经常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视为美国与欧洲衰落的象征。在一次AI与国防会议上，他称这些抗议营地为“正在感染我们大学的异教宗教”，并把学生称为“社会内部的病毒”。作者认为，这类言论尤为令人不安，毕竟他掌管的是一家拥有先进AI技术、且被赋予国家安全任务的公司。
Karp曾说，在他与Peter Thiel创办Palantir时，自己还是个进步派，而Thiel是保守派。他以前捐款给民主党人，包括卡玛拉哈里斯。但从他的新书《技术共和国》和近期言论来看，他似乎已经彻底转向。他在里根基金会的演讲中称：“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爱心、最敬畏上帝、最公平、最不歧视的民族。他们希望那些伤害美国公民、绑架人质、或者向美国输入毒品的人，得到严重报复——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亲戚、账户、情人，全都要付出代价。”
Karp不断谈论“西方的优越性”，语言越来越像万斯、班农、欧尔班等右翼领袖。他甚至在给股东的简报中穿着T恤、头发凌乱地说：“Palantir的使命是研发连政府都没来得及要求的武器技术，让西方发挥它与生俱来的优势。”他还说：“虽然我也关心整个西方，包括欧洲大陆，但欧洲真的很虚弱……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让美国变得更致命，让敌人越来越不敢触碰美国的利益。”他告诉股东：Palantir的目标就是改变现有秩序，让合作伙伴成为世界最强的机构，在必要时吓住敌人，甚至消灭他们。
这些言论令人震惊，尤其是出自一家拥有尖端AI能力的公司。作者认为，而更令人担忧的是，Palantir的成功正拉着整个硅谷一起转向右翼。在最近的“国家竞争力AI博览会”上，Palantir、谷歌、OpenAI和Anthropic的高管与情报头目、将军和参议员并肩而坐，公开推动硅谷科技与军事实力的结合。
过去，那些曾假装追求社会正义的公司，如今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支持“西方至上”与军事霸权的姿态。Palantir从边缘角色，变成了一个新共识的核心，推动科技与政治联手，以最先进的AI能力为工具去剥夺、压制他人。
美国脑死亡孕妇产子风波
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佐治亚州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Adriana Smith）怀孕25周时经紧急剖腹产诞下一名体重仅为1磅13盎司（约合820g）的男婴。男婴被取名为Chance，目前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由于存在脑内积液，他可能面临包括失明、无法行走等在内的健康问题。而这一事件之所以令美国内外舆论哗然，是因为史密斯在今年2月就被宣布脑死亡，她的母亲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史密斯的医疗团队表示，由于史密斯当时已怀孕近9周，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使用呼吸机维持她的生命，直到胎儿能够在子宫外存活，当时医生的估计是将在她怀孕32周左右时进行引产。6月17日，刚满31周岁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脱离生命支持，她另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美国ABC新闻（ABC News）日前刊发了针对该事件的详细报道。报道指出，史密斯在2月初因剧烈头痛前往亚特兰大市北部医院就医，医生开药后便令其回家。男友醒来发现史密斯呼吸困难，将其送至艾默里迪凯特医院，随后转院至艾默里大学医院，CT显示其脑部有多处血栓。2月19日，史密斯被宣布脑死亡。艾默里医疗系统在给该新闻机构的声明中表示，其首要任务始终是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和福祉，称其会参考临床专家的共识、医学文献和法律指导，为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做出医学建议时提供支持，并称因法律要求对病人的健康信息保密而无法对个别事项和情况做出评价。
这则官方声明中提到的法律指导显然是指2019年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签署的所谓“心跳法案”，也即《生命法案》（LIFE Act）。该法案禁止在检测到胎儿心脏活动后进行堕胎，这通常发生在妊娠六周左右——很多女性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候，该法案还将“人”的定义扩展至包含任何发育阶段的胚胎或胎儿。该禁令最初在法庭上被阻止，但在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恢复。2024年9月，一名州法官裁定该禁令违宪，但一周后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又恢复了该禁令。
ABC新闻的报道指出，这项法律在史密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争议。佐治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5月发给最早报道此事件的新闻机构11Alive的声明中澄清说，该法案并未要求埃默里大学医院继续为史密斯提供生命支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米歇尔古德温（Michele Goodwin）认为，该法案并未明确规定已故孕妇必须佩戴呼吸机，也没有任何立法记录表明这是制定该法案的立法者的意图。然而在她看来，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后多布斯时代，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像史密斯这样的病例，并且会产生对于应该提供何种治疗方案的困惑。她解释说，由于很多州的堕胎法都对实施堕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生、护士或医院设定了刑事处罚，这导致医疗服务提供者过于谨慎，曾经的黄金治疗标准以及医学和伦理训练都可能被搁置。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米切尔哈姆林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兼生物伦理学家萨迪厄斯波普（Thaddeus Pope）表示，如果史密斯的家人拒绝继续进行器官维持治疗，这种行为不符合被视为堕胎的条件，但他补充说，医疗团队可能是出于对该法案中“胎儿人格”条款而不敢撤下生命支持。波普还提到，根据2007年佐治亚州《医疗保健预先指示法案》，即便有病人要求撤掉生命支持的预嘱，在胎儿存活的情况下，孕妇也不能被撤去生命支持治疗。但他认为这一条款对于已经脑死亡的史密斯并不适用，是否维持生命的选择应由其家人做出。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认为，医院可能错误阐释了佐治亚州的堕胎法。他表示，为了帮助胎儿生长而维持人工呼吸和心脏功能在伦理上令人担忧，“婴儿在一具死去的身体里孕育，这正常吗？”
报道最后指出，法定死亡的孕妇使用生命支持如此之久的案例十分罕见。2014年的一项综述发现，记录在案的病例中，法定死亡孕妇的妊娠延长期在2至6周。此外，德国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系统性综述发现，1982年至2010年间，医学文献中出现了30例此类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只有12名婴儿出生并活过了新生儿期，即出生后的最初28天。
《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旗下网站The Cut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只是人类孵化器”（“We’re Just Human Incubators to Them”）为题的评论文章对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表达了强烈愤慨。文章指出，史密斯入院时，她怀孕尚不到9周，距离分娩有数月之遥，胚胎在当时还无法被肉眼看到。但按照佐治亚州的法律，胚胎最终发育成一个有生命的、能够呼吸的孩子的微小可能性超过了一个正在哀悼他们尚有呼吸的女儿的愿望。史密斯所爱之人被剥夺为其选择临终安排的恐怖经历，揭露出反堕胎者不仅仅是试图剥夺女性的尊严、人性和身体自主权，她们的家人和社区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在长期的精神痛苦之外，史密斯一家如今还要面临惊人残酷的经济负担。他们不仅要承担维持史密斯生命的医疗干预费用，还要为一个一出生就面临诸多健康挑战的孩子负责。
该文作者认为，反堕胎倡导者将这一事件歪曲成医疗服务提供者对法律的错误阐释，每次有人因堕胎禁令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乃至死亡时他们都会这样做。然而，法律就是按照预期发挥作用的，史密斯的命运并非一次系统故障，而恰恰是这个系统的特点。反堕胎运动将近乎弥赛亚般的潜能灌注到每一个胎儿之中，与此同时却把怀有胎儿的孕妇视作无足轻重可以抛弃的人。“无论生死，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人类孵化器。”
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堕胎权同样在上周成为重要话题。当地时间6月17日，英国议员投票通过堕胎非罪化，这是英国1967年通过《堕胎法》后近60年来在生殖权利方面迈出的最大一步。据《卫报》当日报道，在针对政府犯罪和警务法案的一份修正案中，议会投票修改了管辖英格兰和威尔士堕胎的刑法，使得在法律框架外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免于受到起诉。具体而言，堕胎权的框架——需要两位医生的签字以及可以终止妊娠的法定时限保持不变，违背法律提供堕胎的医生仍然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引产罪的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但在法律规定之外终止妊娠的女性，例如在超过24周后堕胎或在网络上购买堕胎药的女性，将不再面临逮捕或监禁。
对堕胎非罪化的呼声是伴随不断增加的被逮捕风险而逐渐壮大的。《卫报》6月16日的另一则报道指出，据估计，过去十年间已有超过100名女性因涉嫌堕胎而被起诉。进入21世纪以来，此类案件和定罪的数量都有所增加。1861年至2022年间，英国仅有三名女性因非法堕胎被定罪。仅2022年12月以来，就有七名女性被指控，其中一人被判入狱。上述17日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个令牛津刑事法庭的法官感到“大吃一惊”的案例：2022年，一位25岁的母亲被起诉，原因是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疑似堕胎药的药丸而向警察报案——尽管她4磅4盎司（约1930g）的婴儿活了下来。
此次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工党后座议员托尼亚安东尼亚斯（Tonia Antoniazzi）提出的，而另一位工党后座议员斯特拉克雷西（Stella Creasy）提出将堕胎作为一项人权的竞争提案因为堕胎服务提供者及其支持者的反对未被选中投票。克雷西在18日投书《卫报》，指出她的这份提案更进一步，旨在为“所有致力于确保女性能够获得安全合法堕胎服务的人们提供保护”。她认为，在本届议会中，任何支持堕胎权的修正案都会获得通过，然而由于左翼的胆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被错失了，将堕胎定为犯罪行为的法律仍然存在，想要攻击堕胎权的人一旦掌权就会利用这些法律。而在未来的年月里，针对进步价值观的攻击将会愈演愈烈，牢记这个错失的时刻并从中学习政治的勇气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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