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义晗评《帕菲特》｜在匮乏世界里做一个人文主义者

《帕菲特：一位将拯救道德作为使命的哲学家》，[英]大卫埃德蒙兹著，葛四友、宋学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版，460页，98.00元

过去十年，英语世界中颇具影响力的思想传记作品有好几种。在哲学界，名气大噪的是分别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与道布尔戴出版的两部集体传记（一部是Benjamin J. B. Lipscomb著The Women Are Up to Something，另一部是Clare Mac Cumhaill & Rachael Wiseman著Metaphysical Animals，分别出版于2021年、2022年），聚焦四位女性哲学家安斯康姆、福特、米德利与默多克。她们在男性主导的战后牛津哲学界，重振了衰落的分析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传统。其他值得关注的传主还有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Anne C. Heller著Hannah Arendt: A Life in Dark Times，2015年版）、今年五月刚刚去世的德性伦理学家麦金泰尔（mile Perreau-Saussine著Alasdair MacIntyr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英译本2022年出版），以及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Clare Carlisle著Philosopher of the Heart，中译本202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上述几本书各有特色。相比之下，大卫埃德蒙兹的新书《帕菲特：一位将拯救道德作为使命的哲学家》（Parfit: A Philosopher and His Mission to Save Morality）与众不同。《帕菲特》的写作难度很高：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当代分析哲学的巨擘，帕菲特并不是社会活动人士。他几乎一生都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成名之后间歇来美国讲学，主要是在哈佛、纽约和罗格斯。职业哲学界之外，他鲜有人知。但埃德蒙兹却能够将这本书写的有滋有味（甚至幽默感十足）。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关注埃德蒙兹的另外两本同题材作品：关于维也纳学派往事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The Murder of Professor Schlick），以及描写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争执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Wittgenstein’s Poker）。

《帕菲特》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传记作品。它是一本思想传记。因此，哪怕对非专业读者，这本书也至少有两个值得阅读的理由。一方面，这本书极其生动地还原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分析哲学世界的交际背景。以帕菲特为中心，埃德蒙兹刻画了帕菲特早年与A. J. 艾耶尔、伯林、P. F. 斯特劳森等人，中年与罗尔斯、伯纳德威廉斯、G. A. 科亨、托马斯内格尔等人，晚年与托马斯斯坎伦、约翰布鲁姆、杰夫麦克马汉、张美露、拉里特姆金等人的交往。这部分有很强的思想史价值。另一方面，除去前几章对帕菲特早年人生的叙述（其中包括帕菲特父母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这本书可以当作一个容易上手的“帕菲特读本”。埃德蒙兹穿插性地介绍了帕菲特几乎所有的哲学工作（关于行动理由、合理性、人格同一性、人口伦理学、平等与优先性以及对道德客观性的辩护）；许多时候，他深入论证的细节，并援引帕菲特自己的思想实验。这部分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我在下文中给出的是一个对帕菲特的工作与这本传记的一个未必传统的阐释。我希望能从帕菲特的分析工具与技术之下，恢复出他所讨论的议题背后的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我的阐释也许颇具争议。我从未听说任何其他评论家称帕菲特为“人文主义者”。事实上，这个称号很少给予分析哲学家（一个例外是伯纳德威廉斯）。许多人将其归咎为分析风格不可避免的遗憾。但也许埃德蒙兹的这本新书，以及我所探讨的一些细节，会让人眼前一亮。

我讨论帕菲特思想中的三个环节：他人、正义与未来世代。选择这几个例子是出于三个理由。其一，它们是位于帕菲特的哲学工作最底层的骨架。其二，它们尤其能够显示出，帕菲特的分析方法背后暗藏的一些对人类境况的关怀。其三，它们在概念上都与中国知识界有一些微妙的联结。这三个例子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只关心其中某一例的读者可以根据下面简单的概述、跳至相应的小节。

第一是帕菲特在《理由与人格》前三部分中对自我利益理论的驳斥（见《理由与人格》第三部分、《帕菲特》第八章）。这之中包括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对功利主义（葛宋译为“效用主义”）的批评的驳斥（即罗尔斯称“功利主义者不尊重人格的分离性”）。罗尔斯的批评在中国影响力很大，帕菲特的反驳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第二是帕菲特的“平等还是优先性？”一文中辩护的观点（见“平等还是优先性？”一文、《帕菲特》十六章）。分配正义是在分析哲学在中国受到最多关注的领域之一，平等理论是其中之大。帕菲特讨论了一个关于平等理论的反例，并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

第三是《理由与人格》第四部分关于未来世代的讨论。未来世代指的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中有多少数量会降临人世、其中谁会降临人世，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这里有趣的问题很多，最有名的是“非同一性问题”“纯粹加法悖论”与“令人厌恶的结论”。我在这里只讨论一个问题：把一个孩子生在糟糕的环境中，是否是道德上有错的；以及，我们是否有道德理由去生育一个孩子，仅仅因为这个孩子会过得幸福（见《理由与人格》第十八章、《帕菲特》第十二章）。我曾经多次见到中文世界的知识圈（尤其是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帕菲特的伦理传统下的核心问题之一。

我们为何关注他人的福祉？

《理由与人格》的明线是讨论行动的理由、合理性与时间、人格同一性与未来世代。它的一条暗线是驳斥关于“自我利益”的理论。埃德蒙兹有时将自我利益等同于“利己主义”。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帕菲特探讨的是合理性的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其背景是我们应如何适当回应行动的全部理由。这既不是心理学的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也不是伦理学的利己主义（ethical egoism）。自我利益理论非常重要。在霍布斯、卢梭以及其他人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中（比如大卫葛蒂耶），自我利益是地基。《理由与人格》中有一系列对自我利益理论的反驳。这些反驳的目的是表明彻底的自我利益理论的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

帕菲特的出发点是我们行动背后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行动的理由有很多，首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另一些准则似乎也给我们提供理由，哪怕有些行动会因此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似乎有理由信守承诺、有理由减缓气候变暖、有理由促进世界和平等等）。后面这些考量要求我们把他人的福祉直接地纳入我们行动的考量（而非以间接地、“派生”的方式——比如，“减缓气候变暖是合理性的，因为这有利于我的自我利益”）。

自我利益理论拒绝承认，后面这一类考量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理由。在《理由与人格》的第一卷，帕菲特指出自我利益理论是直接地、集体地自我挫败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从自我利益，我们每个人都会恰恰因此过得更糟（《帕菲特》，220-222页）。这部分的论证主要是基于囚徒困境，我将不再过多解释（同样的探究方法他应用于常识道德理论与后果主义，这些理论的自我挫败方式各有不同）。但我想重点讨论一下《理由与人格》的第二卷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回忆一下，自我利益的理论认为，能够为我们行动提供理由的是我们一生的总体福祉最大化。帕菲特指出，这个理论在结构上有一个重要的不稳定性：它要求我们在“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倒向自我；但它却要求我们在“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中，保持中立（自我利益理论认为，为了眼下的利益牺牲未来利益是不合理性的）。但“自我–他人”和“现时–未来”两个维度，在形式上是完全对称的。注意到这个对称性，我们就能构建两个结构稳定的理论：“道德理论”（如后果主义）要求我们在两个维度同时保持中立，而“现时目标理论”则要求我们在两边同时倒向“自我”和“现时”。这样一来，自我利益理论如果要想赢过道德理论，它就会输给现时目标理论；而如果它想赢过现时目标理论，它就会输给道德理论——帕菲特称其为“腹背受敌”（a war on both fronts）。而无论现时目标理论还是道德理论都认为，为了他人的福祉牺牲自我利益都完全可能是合理性的。这是他第二卷的主要论证。

《理由与人格》第三卷给出了对自我利益理论的另一个反驳。这个反驳基于人格的同一性（即现在的我、过去的我与未来的我，为何是同一个“我”）。帕菲特辩护的是一种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还原主义：通俗来说，帕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无法还原的、进一步的事实（further fact），能够解释“我”的持存。（这个观点与佛教哲学惊人地近似。）人格同一性可以被彻底地还原为一些心理学上的连接性与连续性（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and continuity）——记忆、意向性、信念、目标、性格等等上的连续性。帕菲特将其统称为“R关系”。根据还原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格同一性并非“重要之事”（有时人格同一性的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些心理学上的“R关系”才是。帕菲特在这里的论证是他经过十余年打磨后，最为成熟、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部分——奉俊昊的最新电影《Mickey 17》，就是基于帕菲特的“远程传送机”例子（见《帕菲特》第八章）。

这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无法面面俱到。我想重点关注的是还原主义的推论。这些推论事关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帕菲特认为，如果人格同一性的还原主义为真，那么我们每个人和他人的“距离”都将变得更近。这是因为，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的“心理学的连接性”（R关系的一部分），完全可以发生在我和他人之间：我的记忆可以被诉说给他人、我的意向可以被他人所实现（屏幕前正在阅读我写作的文章）、其他人可以分享我的信念。换言之，我和我未来的自己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个更强版本的我和你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之间只有程度之分，而没有本质之别。而我们通常用来关心未来的自己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我们对他人的关怀。这是对自我利益理论的另一个打击（《帕菲特》，143页）。也许，这里值得整段引用帕菲特自己的写作：“当我相信我的存在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事实（further fact）时，我似乎囚禁在自身之中。我的生命似乎就像一条玻璃隧道，每年我都在以更快的速度通过它，而隧道的尽头则是一片黑暗。当我改变了这种看法时，玻璃隧道的墙壁消失了。现在，我生活在无遮蔽的地方。我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仍然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变小了，而其他人离我更近了。我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余生，而是更关心他人的生活。”（《帕菲特》，144-145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帕菲特认为，这个洞见会改变我们对许多传统的人文议题的理解。我们似乎有更强的理由去坦然地面对衰老和死亡，因为——像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讲的一样——死亡的本质并不是某个形而上学实体的终结，而只是少了一个人与我拥有心理上的连接性与连续性。这些关系完全可能会在其他人的心理中接续（这就是《寻梦环游记》的观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关于自律性、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译“家长主义”）与生命伦理学，因为晚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很可能不再与其年轻时的自己具有心理学上的连续性（麦克马汉在《杀戮的伦理学》一书中发展了帕菲特的观点）。同样的推论还见诸道德责任。更重要的是，还原主义的观点说明，罗尔斯基于“人格间的分离性”的对功利主义反驳并没有很强——罗尔斯预设了他自己关于人格的形而上学，而这些形而上学未必自身合理。（中国学界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诺曼丹尼尔斯曾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性可塑性”的观点，对帕菲特和罗尔斯之间的辩论加以阐释。）

我们为何优先照顾不利者？

帕菲特的另一个主题是分配理论。这一部分在中国学界经常被归入政治哲学（所谓“分配正义”），但帕菲特本人将其称为“分配伦理学”。帕菲特的观点最初是在堪萨斯大学的林德利讲座中给出。他辩护的是“优先性观点”（Priority View），作为平等理论的一种替代方案。帕菲特在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在伦理学、政治哲学界影响甚广，他还改变了关注规范理论的福利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与经济学”（PPE）的学科前景。

在我们讨论优先性观点之前，我想先对译文做一个说明。帕菲特曾希望将他的优先性观点整理出书，题为“On Giving Priority to the Worse-off”（“论优先照顾不利者”）。葛四友、宋学芳将帕菲特的题目译为“论优先照顾穷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不只是因为，处境优劣或福祉高低的决定因素不完全是收入。这个错误背后是一个哲学的分歧：严格地区别“处境优劣”的问题（或“福祉”“善”的问题）与“收入”或“偏好”的问题，标志着道德哲学与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野。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对平等主义者来说，人群中不同的收入级别与社会总体善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一个满足分离性（separability）的函数来刻画，但福祉级别或处境优劣与社会总体善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是收入和福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二，使用收入（或偏好）来刻画带有不确定性的帕累托原则时，逻辑上蕴含了“概率一致定理”（probability agreement theorem），而概率一致定理在讨论收入或偏好时极其不合理。由于篇幅和专业性，我很抱歉没有办法进一步对此展开解释。但感兴趣的读者应当参阅帕菲特的学生与同事约翰布鲁姆的《衡量善》（Weighing Goods）的引言与7.3节。

我现在讨论帕菲特的优先性观点本身。许多有进步倾向的道德理论认为，我们有特殊的理由格外照顾社会中的不利者。这也是许多人的道德直觉。但究竟为什么要格外照顾不利者？最常见的答案是平等主义：从道德的观点看，我们不仅希望社会的总体福祉更高，我们还希望得利者与不利者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小。换言之，我们认为平等本身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平等主义的观点（帕菲特区分目的论的版本和义务论的版本，如下反驳基于目的论的版本）。

帕菲特在“平等还是优先性？”一文中，给出了一个对平等主义的反驳。葛宋将其翻译为“拉低水平反驳”（Levelling-down Objection，《帕菲特》285页）。这个反驳陈述起来极其简单。假设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平等的阶级。要想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将处境更差的阶级“拉高水平”，也可以将处境更优渥的阶级“拉低水平”，让他们也过上处境更差的阶级的生活。第一个选择显然更好：它既更平等、也更繁荣。但平等主义者似乎认为，因为“拉低水平”之后的社会也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第二个选择同样在道德上有可取之处。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一半视障人士和一个视力正常人士，难道我们有任何理由将视力正常的人士也“拉低水平”，让他们也变成视障人士吗？这似乎不可思议。

“拉低水平反驳”的说服力有多强？帕菲特的学生特姆金给出了这样的回应。平等主义者可以融贯地说，拉低水平之后的世界在一个方面——即实现平等的方面——是更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拉低水平后的世界在综合考量之下是更好的。平等固然有其价值，但我们并不仅仅在乎平等这一种价值。我们还在乎社会福祉总量。特姆金的策略是驳斥“拉低水平反驳”背后的前提：即一个分配原则如果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利，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更好的（拉低水平不对任何人有利，而只对某些人有害）。但是，一个更强版本的“拉低水平反驳”背后的直觉恰恰是，拉低水平之后的世界在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更好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视力正常的人士也变成视障人士。

帕菲特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他的“优先性观点”，有时也被称为“优先主义”（prioritarianism）。究竟谁先发明了优先性观点（或其近亲）有所争议。六十年代，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已经将某些版本的优先主义用形式语言阐述了出来。但是阿特金森将优先主义视作功利主义的一个扩展形式。在特姆金的《不平等》一书中，他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延展的人道主义”（extended humanitarianism）。《帕菲特》一书中（286页）也有对这一部分思想史的简短讨论。

我首先解释优先主义的观点，再解释它如何避开“拉低水平反驳”。优先主义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理由优先照顾不利者的利益，并非因为我们在乎平等的价值——这是一个谬误。相反，优先照顾不利者是因为，从道德的观点看，改善处境差的人的境况要来得更加重要——这与不利者是否与得利者之间保持平等没有任何关系。打个比方：在一场登山之旅中，由于山顶空气稀薄，所以山顶的背包客更加呼吸困难。他们对氧气瓶的需要更加迫切。但这种迫切并非因为山顶的背包客比山脚的背包客的相对海拔更高，而是因为山顶的空气本身就稀薄——事实上，无论山脚有没有其他旅人，山顶永远都会空气稀薄，而山顶的背包客都会因此而更迫切地需要氧气！优先主义就这样把平等的价值请下了舞台。

在形式上，优先主义则和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概念近似。帕菲特的想法是，福祉的概念本身也具有边际“道德重要性”递减——福祉等级更低的人，他们的福祉的道德重要性更高（更“优先”）；反之，则道德重要性更低。在道德加总时，优先主义者给人们的福祉施加了一个从其福祉等级到其“道德重要性”的一个严格凸的转化函数。这就像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第一片披萨比第二片披萨的“饱腹重要性”更高是一样的道理。

就这样，帕菲特给我们优先照顾不利者的道德直觉找到了另一个根基。优先主义者并不支持“拉低水平”，因为在他们看来，平等本身没有价值。让某些人的处境变差（其他人处境保持不变），必然地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糟；让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其他人处境保持不变），必然地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这是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原则。在帕菲特以后，分配理论大致出现了功利主义、优先主义和平等主义“三分天下”的局面。

我们是否有道德义务去生育后代？

我接下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对后代负有的道德义务（《理由与人格》第十八章、《帕菲特》231-234页）。

《理由与人格》的最后一卷探讨了一系列关于未来世代的伦理问题。这些讨论开创了规范伦理学中的“人口伦理学”（population ethics）领域。《理由与人格》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如我之前所说，未来世代将会多少人存在、哪些人存在，这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如何选择。我们应如何选择？“人口伦理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领域，因为回答这个问题的进路可以有很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价值论的问题：我们希望知道，从价值的视角看，哪些可能世界是更好的世界。“令人厌恶的结论”通常被陈述为一个价值论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应用伦理学的视角：我们想知道如何应对气候变暖、如何利用地球资源、如何处理战争的威胁等等。

我只探讨一个小尺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一对伴侣对生育的选择：我们有生育后代的道德义务吗？

我将继续采用之前的框架（关于“行动的理由”），尽管同样的问题可以在许多框架下表述。许多人的道德直觉包括如下两部分。第一，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会过上糟糕的人生（无法满足温饱、没有权利的保障……），我们有很强的理由不去生这个孩子。如果生下它来，并让它受苦，我们将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道德错误。这是第一部分道德直觉。但是相反，如果我们确信，一个孩子生出来会过上一个值得过的生活（拥有快乐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本身并不给我们一个道德理由去生育它。对这个幸福孩子来说，无论是否生育它，我们都不会犯下一个道德错误。这是第二部分道德直觉。

这两部分直觉之间的张力需要调和。加拿大哲学家纳维森将其简单地称为“不对称”（The Asymmetry）,帕菲特沿用了这一名称。葛宋将纳维森所谓的“New Generations”翻译成了“新生代”（《帕菲特》，177页），我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对于“不对称”来说，我自己并不是很确定这个直觉的可靠性。但称中文世界的知识群体——尤其是对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有某或多或少的反育主义（anti-natalism）倾向，应该不算夸大。许多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主动拥抱这个标签。（这个观点有一个天然的动物伦理学类比。我们常听到人说，如果你不能确定你能给自己的宠物一个好的生命，就不要养宠物。但另一方面，哪怕我知道我会好好对待我的宠物，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养宠物。）这部分倾向往往向前扩展到反婚主义（anti-marritalism）。但反婚与反育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反婚主义的辩护通常是依赖对婚姻制度的怀疑。而反育主义的辩护则间接依赖于纳维森与帕菲特讨论的“不对称”：我们有太多经验理由怀疑我们的孩子是否会过上好的人生（会不会受到歧视、不公待遇、被侵犯权利等等），而这些经验理由给了我们道德理由不去生育。这就是一个版本的“不对称”直觉，虽然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想法是，出于理智一致性，自由派与女权主义者应当弄清楚“不对称”直觉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将梳理一下帕菲特对此的解读——简言之，虽然“不对称”直觉听起来合理，但要对其给出一个可靠的辩护，却极其困难。

回忆一下，“不对称”的第二部分认为，仅仅因为我们的孩子会过上幸福人生，这本身并不给我们提供生育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可能回答：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出生在人世”本身并谈不上是一件好事或坏事——如果我们没有生育这个孩子，它将永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也无所谓“更好”或“更坏”。（布鲁姆持有这个观点，但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从一开始就直接否定“不对称”直觉。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生育幸福孩子，因为这能最大化善。）这顺利解释了“不对称”的第二部分。但这个解释牺牲掉了“不对称”的第一部分：如果“出生在人世”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那我们生下一个不幸福的小孩，也不会是一个道德错误。生育在道德上无对错之分，无论孩子是否过得幸福。

所以，我们也许应当拒斥“出生在人世本身无所谓好坏”的观点。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出生在人世”听起来似乎的确是一件好事。内格尔在他经典的《死亡》一文中曾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都是幸运的”。而如果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痛苦，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想，“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这解释了“不对称”直觉的第二部分（即“我们有理由不去生育一个不幸福的孩子”）。但这牺牲掉了直觉的第一部分：如果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过上幸福人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我们没有理由去把它带来人世呢？

帕菲特探讨了一些其他的进路。这些进路试图同时把握“不对称”直觉的两个部分。帕菲特本人最欣赏的进路是一个版本的“道德的真实主义”（moral actualism）：根据我们的选择，只有那些真实存在的人的福祉才给我们提供理由（见《理由与人格》525页）。真实主义能够同时解释“不对称”的两部分直觉。对于直觉的第一部分，如果我们选择生育一个不幸福的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会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痛苦人生就能够给我们提供（负面的）行动理由。这解释了为何我们生下它来是一个道德错误。对于直觉的第二部分，如果我们没有生育一个幸福小孩，那么这个小孩将永远不会真实存在。因此，它有可能过上的幸福人生其实无法给我们提供（正面的）行动理由，而反育主义就不会是一个道德错误。也许这是自由派和女权主义者背后的论证。

但帕菲特认为，真实主义的合理性仅仅止步于此——它的问题不出在“不对称”上，而是出在其他地方。《理由与人格》的第四部分论证道，真实主义既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令人厌恶的结论”，也违反了“非同一性问题”中我们想要的直觉。帕菲特最终拒斥了真实主义。“人口伦理学”中的许多讨论都具有这样的结构：我们希望解释关于未来世代的某一些直觉，并因此提出一些原则和理论。但在成功解释了某些直觉的过程中，我们却牺牲掉了其他的直觉。帕菲特没能找出能顺利解释我们所有直觉的道德理论，所以他不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未来世代。但他认为存在一个最终正确的理论——他将其称为“理论X”。

理论X

《理由与人格》已经出版四十年，哲学界依然没能攻破“理论X”。某种意义上，帕菲特是分析哲学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根据他本人辩护的人格同一性理论，在我们思考“理论X”的过程中，我们与帕菲特建立起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学的连接性——我们在试图解决他当年提出的问题——这让我们和帕菲特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这让帕菲特的死亡变成一种“可以承受之轻”。

帕菲特身后的一个重要遗产是他对现在被称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的贡献。埃德蒙兹在《帕菲特》中将彼得辛格称为这个运动的“哲学之父”，而帕菲特为这个运动的“哲学之祖父”。“有效利他主义”寻求用严谨的哲学技术与经验研究的证据、在一个资源匮乏的世界里最大程度地行善。帕菲特在伦理学方法论上为这个运动奠定了功利主义的底色、非人格化的视角与人口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框架。仅仅出于这一点，帕菲特就堪称在实践伦理学上影响最大的规范伦理学家之一。我的题目是一个对特姆金的新书《在匮乏世界里为善》（Being Good in a World of Need）的歪读；我将帕菲特解读为“一个匮乏世界里的人文主义者”（Being a Humanist in a World of Need）。我希望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些内容让这个解读更加合理。

除本文涉及的内容之外，《帕菲特》还介绍了帕菲特后半生的集大成之作《论重要之事》。这三卷书的之一主题是道德的客观性。帕菲特认为，不同的道德理论（康德主义、契约论和后果主义）之间浮于表面的分歧，最终能够被调和（他称之为“三重理论”）。《论重要之事》的另一个主题（依然是）行动的理由，不过这次他的侧重点是理由的客观本质。我很遗憾没有能够系统地评论和介绍帕菲特的这部分思想。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牛津大学出版社与《论重要之事》第三卷同时出版的、由彼得辛格主编的评论文集《有任何真正重要之事吗？》（Does Anything Really Matter?），以及2022年之后陆续出版的纪念帕菲特的三卷本论文集，前两本为《原则与人格》（Principles and Persons）和《伦理与存在》（Ethics and Existence），第三本为友人回忆录。我希望这几本书也能有中译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