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人得到名声，坏女人得到一切”，真的吗？

《命悬一生》是一个悬疑剧，有着跌宕起伏甚至可说是诡谲多变的剧情，但该剧最吸引我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些日常生活的场景，因为它比较真实地复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乡村、小镇青年的生存困境，在反映底层人挣扎求生和小镇青年的残酷青春这两个维度上尤其出色。

网上关于剧中女性（吴细妹与田宝珍）的讨论引起了我的关注，豆瓣剧评《命悬一生：听话的吴细妹死路一条，不听话的田宝珍人生赢家》得到最多观众点赞，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好女人得到名声，坏女人得到一切”在网络上得到了巨大认同和争论

底层人的挣扎求生与残酷青春

该剧是多角度叙事，不断转换视角，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吴细妹对警察的叙述，随着她的娓娓道来，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在观众眼前逐一呈现。

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从小生活在比较贫困的农村，这里大多数孩子没有升学希望，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开始谈婚论嫁，像剧中徐庆利那样读了一年高中在村里就算文化人，一点也不夸张。

饰演徐庆利的黄轩奉献了精湛地表演

由于学历不高，外出打工很难找到好工作，更多在卖苦力。如徐庆利没有高中文凭，只能在厂里做普工。曹小军和吴细妹逃亡，两人试图“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但只能找到保洁、建筑工、搬家这种又苦又累的活，还遭遇了包工头的欺凌和孩子重病等困境，最后被迫铤而走险。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中，外部的新世界在逐渐打开，炫人眼目，同时又荆棘遍地，机会与危险并存。小镇（包括从农村来的）青年期待有一个美好人生，可生活中充满挫折，时常遭遇暴力，尽管也有温馨美好的瞬间（这将成为漫长人生中的回忆）。那些想成大事而缺乏机会与相应能力的青年更易走入歧途，被阴影吞没。

在剧中，由于原生家庭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匮乏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倪向东、曹小军很早就开始混社会，靠暴力来谋生，倪向东最终走上黑道，染上吸毒的恶习，因此不得善终。恰如片头曲《雾》中讲述的那个故事：“寒流已把我们包围/你无声无息/消失在冰凉的雾中/永远的离去”。

这个上世纪昙花一现的阴影乐队有多首歌曲在剧中被采用，它感伤的音乐、凄婉的歌词，恰似剧中人物的心境，这些在困境中长大、在底层挣扎求生的青年，无论自身如何努力，阴影都将伴随他们终生。

徐庆利（黄轩 饰）、曹小军（白宇帆 饰）、吴细妹（李庚希 饰）在困境中长大、在底层挣扎求生的小镇（农村）青年。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该剧播出后，许多评论把吴细妹和田宝珍进行对比，强调前者是听话的好女孩，却总是遇人不淑，渐渐走上绝路；后者是反叛传统的现代女性（坏女孩），有野心、有欲求，一路向上，获得光鲜亮丽的人生。

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即女性不愿再做被传统规范、在家中付出（被牺牲）的贤惠女人，不想沦为他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她们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过，这种二元对立叙事有不少问题。一个是它不贴切，因复杂人性无法用简单的“好”、“坏”来判断，公众对“好坏”的认知也有差异。

吴细妹反复讲自己听话，实际上她不那么听话

吴细妹反复讲自己听话，实际上她不那么听话，对两任家暴伴侣她都表达过异见。在刚指使手下暴打女孩的洗头房老板道哥面前，她也是不卑不亢。而且，她杀人毫不手软，策划灭口骗保异常冷静，这些跟听话顺从更是背道而驰。

反观田宝珍，她的“坏”非常有限，具体来说只有抛弃前男友这一条，而基于前男友的不上进、背叛她（找过洗头房小妹），这个选择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程度的“见异思迁”也很常见，更不用说她还有帮前男友逃命、资助其父亲等善举。在普通人的认知中，恐怕不少人会认为吴细妹是坏女人，田宝珍才是那个好女孩。

还有一个是逻辑缺陷。导致吴细妹悲惨人生的原因很多，如社会环境、原生家庭、个人性格以及各种偶然因素……不能都归结是她想做“好女人”。吴细妹只求安稳人生，这并非不可能，是创作者把她置于某种难以逃脱的险境，一步错、步步错，难以回头。

类似地，田宝珍的逆天改命也不太真实，人物成长几乎没有痛苦和挣扎，像一个被架空的人设，而且就事论事，她的成功主要源于其积极上进、严于自律，并非是不守传统女德。

田宝珍的话得到了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她的成功源于其积极上进、严于自律，并非是不守传统女德。

女性主义有一个重要概念——“交叉性”——它关注女性间的差异，指出女性遭受压迫是多方面因素影响及其交叉作用。如果只强调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就可能忽略其他重要因素。如吴细妹生长于贫困闭塞的环境，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缺乏社会资源，那不管她选择做好人（听话）还是做坏人（杀人），她都有更大概率失败，剧中的她也确实如此。

底层女性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如果我们承认吴细妹身上有恶的部分，那为什么这部分（坏女孩）也没能改变她的悲剧？当然，这主要基于创作者对女性议题的个人理解。

文艺作品中底层女性“杀夫”这个主题并不罕见，台湾作家李昂写过《杀夫》，叙述其中女性的心路历程，但在杀夫后小说就戛然而止了。电影《酱园弄》将《杀夫》放在开头，从正序、倒序插播开展叙事，但由于虚构的詹周氏与警察局长的对抗情节有“虐女”嫌疑，成为失败的案例。

相比之下，日本新锐推理作家叶真中显的小说《绝叫》、《恶女的告白》中，多次杀夫骗保、涉嫌杀夫灭子的恶女都能获得自由，重新开始人生，这一颇有新意的结局得到更多好评。

不过，这是艺术上的想象力，是将女性反抗推至极端来启发思考的叙事策略，不可能成为真实的倡导路径。

“在现实中，要让女性改变命运，我们需要去找到恶的源头，去改变滋生它的生态”

在现实中，要让女性改变命运，我们需要去找到恶的源头，去改变滋生它的生态，也就是回到本文的第一部分，那个让底层人无望挣扎、让小镇青年不断沉沦的环境，去阻断暴力的传承。

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不仅能给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更宽容、更自由、更公平的发展空间，让她们去取得成功；同时也能让普通女性想要的安稳人生得以实现，这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完善。

显然，当吴细妹们在被逼婚、被家暴、被职场性骚扰时及时得到社会救助，当她们的孩子生病时有医保可覆盖，那个体即使有些许落后认知，也不会陷入绝境。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女性的认知才会迅速更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陈亚亚，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