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杨志锦
10月18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5上海苏河湾大会在上海举行，主题是“世界变革下的未来之路”。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邹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肖远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预工委原主任史耀斌，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界面新闻记者梳理，他们演讲要点如下：
邹澜：结构调不好总量调控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看，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很多矛盾和挑战是结构性的，结构调不好总量调控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因此我们始终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作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邹澜在会上表示。
邹澜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设计在现代银行体系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下进行，实际上是构建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商业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将基础货币投放与商业银行向相关领域发放贷款的数量挂钩，以促进结构调整目标的达成。
邹澜介绍，近年来人民银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先后创设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解决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逐步形成以总量工具为主、结构性工具为补充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比如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1.4万亿元，带动年度碳减排量超过2.5亿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国际交流，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邹澜说。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共存续10项，余额合计5.9万亿元。
肖远企：人工智能对金融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肖远企在会上表示：“科技与金融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人类历史上，科技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变革。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可以预期，对金融的推动与影响可能是重大而根本性的。”
金融供给方面，肖远企举例称，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金融产品的研发、转化和生产成本可能大幅下降，不仅使得实现产品多样化、触达远端客户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可行。更重要的是，过去被忽视或被认为不经济的小众需求，在成本收益上也变得更加可持续，产生了所谓的“长尾效应”。
金融边界方面，肖远企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更好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潜力可以充分挖掘，更多的资源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完成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人工智能作为重大科技进步，推动金融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金融监管方面，肖远企表示，金融监管鼓励支持金融机构运用最新科技，优化金融服务、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加强风险管理，确保稳定有序。金融监管要遵循金融基本原理与基本规律，把握好集中与分散、特色与同质、安全与效率等方面的动态平衡，努力构建具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当然，金融监管本身也要加大资源投入，完善监管方法与流程，提升监管科技能力。
史耀斌：债务并非原罪，要增加有效益的举债
“全球公共债务持续攀升，杠杆水平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利息负担加重、政策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走弱、宏观政策趋于短视等问题日益突出。不少观点认为当前公共债务风险偏高、难以持续，全球部分地区已出现一些债务风险事件。”史耀斌表示。
史耀斌介绍，目前全球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已达92.4%，较2024年末水平（92.3%）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出公共债务仍在持续积累，预计到2030年末这一比例将攀升至99.6%。
史耀斌介绍，在债务管理方面，中国展现出系统性思维和坚定执行力，通过中央支持、地方“自我造血”以及市场化改革等途径以时间换空间，稳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同时，中国积极利用现有债务空间，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建设，并对新发行债券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例如，2025年中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8000亿重点支持长江交通基础设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三北”防护林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史耀斌建议，要以顺势发展为核心，充分利用宏观政策空间。通过增加有效益的举债，并借助投资基金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加大对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与倍增效应，有力赋能社会经济。
史耀斌还建议，要因势利导，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因素。例如，优化债务结构，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目前，中国已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从源头上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将政府负债率控制在与中国经济韧性相匹配的可持续水平。“债务本身并非原罪，关键在于将其规模控制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以更好地促进发展。”史耀斌称。
尚福林：新技术在金融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金融创新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金融效率和质量，扩大金融覆盖面和深度，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化的金融资源和服务，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尚福林表示。
尚福林建议，一是坚持同类业务同等监管的原则，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技术改变了金融服务的实现方式，但未改变金融风险的本质。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典型的涉众性和外溢性，金融风险的救助成本往往由全社会承担，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金融持有高度审慎的监管态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金融法》。《金融法》的制定出台，有助于从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划定金融边界。
二是坚守风险底线，辩证看待各类金融业务活动中的技术应用。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各类金融科技的广泛、迅速应用，金融创新活动越来越活跃，也使金融风险更具隐蔽性，并且传播迅速，要理性看待、审慎应用新技术，新技术在金融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金融创新。针对大规模的技术应用，需要预先设计好容错试错机制，与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楼继伟：通过多元化产能与市场布局，中国成功对冲了单一市场依赖风险
楼继伟表示，全球经济深陷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增长动能持续疲软，自由贸易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冲击，债务规模持续高位攀升、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治理体系明显滞后，这些难题深刻考验着各国的政策应对智慧。
楼继伟认为，中国上半年GDP以5.3%的增速在全球居于前列，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同时通过多元化产能与市场布局积极破局，成功对冲了单一市场依赖风险。
楼继伟称，面对全球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产业链的碎片化割裂、阵营化对抗倾向，中国既未因外部压力选择“脱钩断链”，更未以邻为壑，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坚定拥抱全球化；也未固守传统发展路径，而是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增长模式。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该行业成功实践了“技术自主、供应链多元、市场全球”的立体化策略。一方面，上半年出口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2%，动力电池国产化率超95%；另一方面，产业链中的关键材料则通过全球化合作实现多元供应，既保障了供应链安全，又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和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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