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道德的实践取向

道德作为学科，具有实践性。道德实践性首先与普遍的理性规范相关：道德乃是通过行动来展开的，这种行动过程不同于动物式的本能性的行为，是有一定规范引导，因而具有自觉性质。从哲学史上看，康德哲学比较多地突出了道德的这个方面：在他那里，规范呈现重要的位置。有一种说法，认为康德哲学是规范伦理学，对此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康德确实对规范问题做了很多的考察，强调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都应以规范为准则，而不是根据行为的结果好坏来判断。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特点。不过，康德哲学也有自身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他没有对规范的根源做出考察：他强调了规范的重要作用，但规范来自何处？规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凭空产生的。规范到底如何形成？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康德没有解决。

从实质的方面看，可以基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般规范的来源。关于规范的来源， Christine曾写了《规范性之源》，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解释。不过，她对于规范性的解释是否确切，需要另当别论：她是康德的信奉者，其解释也没有超出康德的总体思路。在我看来，考察规范性的来源应当面对现实、以现实为根据。在此意义上，所谓历史根据就是历史中的现实：过去的现实，构成了规范的传统根据。以儒家讲的仁、义、礼、智而言，它们在历史中曾是制约行为的规范，但本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当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相关、并基于这样的基本关系的理解而形成的。

可以看到，历史中的规范根据是当时的现实，这也就是历史中的现实。从现实来看，规范又有与现在的变迁相关的根据，以人工智能而言，其规范便与今天的现实相关。在现实生活中，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主体？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个主体的行为总是有所作所为，并需要作相应的规范，后者即是基于信息时代的现实：人工智能产生之后，行为规范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不过，我不赞成过分强化人工智能的作用。从现实的形态看，人工智能应看作是人的智力延伸：如果没有人给予的数据，算力、算法，它就什么也不是。同时，人工智能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人的设计，如果在程序中，我们不作某种规定，它也就相应地缺乏某种行为取向。从这一方面看，人工智能无疑基于现实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工智能如何作用、机器人怎么样去行动，对其行为如何加以规范，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去考察。在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并不是法外之地，它同样需要我们以现实作为依据，约束相关的行为。当然，具体以什么为根据，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并不妨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虑。

以上强调的是，道德现实的实践性就在于它的规范性，但规范性同时又是有现实根据的。进一步看，道德又与德性相联系。规范是外在的东西，朱熹曾认为“理”作为外在对象，与人相对。理可以看作是普遍的规范，理与我（行为主体）之间似乎隔了一条鸿沟。德性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品格，这个东西不是空的。在我看来，德性首先需要与规范的内化相关，现在谈道德，很多哲学家都倾向于说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等，似乎德性跟规范完全判若两事。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并不如此。如前所言，德性可以视为规范的内化。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德性总是包含理智成分，这一点，则以规范的内化为前提。如果没有规范的制约，那么德性便缺乏其内在依据。

除了规范的内化之外，从道德实践来说，还涉及德性如何外化的问题。德性的外化与德行相关。德性并不仅是内在品格，它同时要化为行为过程，外化的过程就意味着德行的展开。德性和德行在中文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许在英文中，有的人都翻译为virture。但是人的行为应对二者的内在关联加以关注。德性从根本上说，也具有实践性，外化为德行、展开为具体行为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注意到，尽管德性似乎是内在于人的品格，但其实践的取向不能忽视。说道德具有实践品格，也是对以上关联的肯定。

从中国哲学历史看，儒家一系的哲学家往往注重“知”，而“知”的具体内容又被归为知人。孔子、孟子、荀子都把“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儒家传统来看，知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具体理解这一点？儒家所说的“知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包括把握人的真实品格，也就是真实地把握对象和主体的具体规定。第二，理解社会规范。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定时代的社会都有其普遍规范：仁、义、礼、智都属于这种规范。如何使规范起现实作用，需要对它的内涵、作用方式有一定认识。第三方面，要对更广义上的社会有所认识，所谓“知人论世”，也涉及此，也就是说，要对社会的伦理关系和结构加以考察。中国人（特别是儒家）把伦理与知人联系在一起，有它的道理。从以上方面看，需要了解对象、主体，和行为过程以及规范，等等，这也可以看作是现实的要求。

进一步的考察，可能涉及一个问题：即“知”和规范的关系问题。规范都是普遍的，对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为环境都一样，普遍有效，意味着对人和行为没有差别、一视同仁。但是，人的行动过程又是在具体实践中进行的，这样，如何把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实践智慧问题。英文中的Pratical wisdom这个概念，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并翻译成英文的。不仅是西方社会对实践智慧较为注重，中国哲学也同样如此。中国人虽然不一定用“实践智慧”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它对实践智慧很注重。一般的规范如何和具体实践紧紧相结合，这是中国哲学所讨论和关注问题。中国哲学所说的“经”和“权”的关系，也涉及这一方面。所谓“经”，即一般的规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它都要求被无条件地履行；“权”则是根据具体的环境与行为的过程来具体地把握普遍规范，包括作必要变通。《孟子》在书中就曾提到，按照当时的礼仪规范的话，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不能直接以肌肤接触的。但是如果嫂子不慎落入到水里，那就必须要拉她一把，如果你不拉她的话，就如同禽兽。这种变通，也是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

要而言之，一方面，实践智慧应该是实践的，这与前面提到的道德之实践指向相关；另一方面，实践智慧又与具体的实践情景相结合。在此意义上，实践智慧实际上把前面提到的规范性问题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作为理性主体，我们要遵循普遍规范，任何场合之下都不能违背，这是行为获得自觉品格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分析具体情景，儒家所说的知人论世，便包括对具体环境加以考察，确定我们在一定环境下如何去践行具体普遍规范，如何使它发挥最大作用。

（本文系作者2025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面向现实的伦理学”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