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药，同一家店，线上买只要20元，线下却要60多元。”北京某高校学生张云（化名）近日在某药店亲历了“一店两价”的怪象。
她因感冒前往药店购药，向店员询价后得知，抗病毒口服液售价29.8元、蒲地蓝消炎片35元。准备付款前，她打开该药店在某线上平台的店铺想对比下价格，发现同款抗病毒口服液仅售10.3元，蒲地蓝消炎片更是低至9.89元，线上总价不到线下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价差，张云最终选择了线上下单。
类似现象并不鲜见。《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多家药店发现，同一家药店、同一款药品，部分线下门店售价普遍高于其自身在线上平台的售价，有的价差甚至高达两三倍。比如在某平价药房，一款“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线上售价18.6元，线下售价29.8元；一些连锁药店的部分药品也存在类似价差，从几元到数十元不等。多家药店工作人员将原因归结为“平台补贴”，并表示消费者可“自行选择”。
这一现象引发了不少消费者对药品定价机制的质疑：同一经营主体为何能对同一款商品制定如此悬殊的价格，这是否属于合理的市场定价行为？线下购药的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是否受到侵害？
在武汉大学大健康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武亦文看来，这一现象本质上是数字经济时代市场自主定价权与法律规制边界的经典问题。根据价格法，绝大多数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这为经营者根据渠道特性（如线下高租金、线上平台补贴）制定差异化价格提供了合法性前提。“单纯的不同渠道价格差异，在法学理论上并不直接等同于违法。”
但他同时指出，市场调节价绝非无边界自由定价，其合法性受制于三个核心约束：成本与价格的匹配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以及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当价差突破合理成本范畴，且经营者高价销售时，辅以任何可能误导消费者使其误认为该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宣传信息，那么巨大的价差便不再是中性的商业策略，而成为证明其宣传内容具有欺骗性的有力证据。
为何同一家药店同款药品，线上线下价格如此悬殊？
湖南某连锁药店管理人员刘先生坦言，实体店面临高昂的租金与人力成本，而线上平台则通过补贴、满减等方式压低价格，且多为厂商直发，采取薄利多销策略。“线上平台竞争激烈，相同的药有很多店铺在卖，为了吸引顾客，很多店铺都会采取各种优惠方式。”
多家药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线上价格较低得益于“平台对药品有补贴”。然而，这种补贴并非普惠所有药品，“主要看平台补贴哪款药”。此外，线上购物通常设有起送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单次购药的总成本。
常年关注医药领域的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秀军认为，若平台或药店为争夺流量对药品进行补贴，造成短期内的巨大价差，这种商业行为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如果补贴行为导致价格过低，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或意图达成市场垄断，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武亦文指出，当消费者在线下对价格提出疑问时，经营者若仅以“平台有补贴”回应，而刻意回避“线上渠道存在显著低价”这一核心事实，可能提供的是一个片面的、不完整的解释，在实质上构成了对关键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他进一步指出，“药品作为特殊民生商品，消费者往往难以自主判断价格合理性，经营者因此负有更高的信息披露义务”。
面对药品线上线下价差问题，国家与地方层面已开始行动。国家医保局于2024年发文，要求以网络售药平台“即送价”为锚点，将省级集采平台挂网价格、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定点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等各渠道药价，与网络售药平台“即送价”比对，发现异常高价即督促整改。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则明确规定，同一定点药店的线下销售价格不应高于该药店通过网络售药平台展示价格的20%。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监管政策既要应对药品规格复杂导致的比价难题，也要考虑执法资源有限性与监管对象庞杂性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由技术性障碍、药品资源特殊性与市场经营者策略性应对共同构成的复合困境。
武亦文建议超越传统的限价思维，转向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以信息透明为核心”的长效治理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药品价格查询平台，强制药店实时同步线上线下价格信息，从根本上打破信息壁垒，让消费者获得“一站式”比价能力；强化经营者的价格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其与商业信用体系相挂钩，通过修订或细化相关法规、政策性文件，要求药店在其线下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以二维码、电子屏等易于获取的方式，向消费者公示其官方线上渠道（如自有App、小程序、外卖电商官方店等）的价格。
杜秀军从实务角度为消费者提供了具体维权建议。他强调，维权成功的关键在于“证据固定”——消费者应当拍摄线下价签、药品实物、付款凭证，并截图保存线上同店同药的价格信息。
受访专家提醒，药品价格关乎民生底线。在市场经济与法律规制之间寻求平衡，既需政府监管的“有形之手”精准发力，也需行业自律与消费者觉醒。推动药品价格信息的充分透明与公平交易，是构建健康、可信医药市场环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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